在我国，喜剧作为一种深受人民喜爱的艺术形式，以其轻松幽默的表现方式传递出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然而，作为喜剧产业的佼佼者，笑果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挑战。本文将以笑果文化为例，探讨其在打造喜剧产业链过程中的困境和挑战，以及如何在困境中求生存和发展。

文 | 方婷 石海威 李诞

赵本山和郭德纲之间相差几位？李诞与呼兰之间相差几位？没有什么是不好回答的，只要你将喜剧视为一门生意。这就是李诞及其所在笑果规划的事业：“所有可能的喜剧形式”。他们不仅要与本山传媒、德云社竞争，还要与米未及更多内容制作公司展开竞争。

在池子和中信银行事件爆发前，笑果文化的发展态势良好。《脱口秀大会》第二季推出了卡姆、呼兰、杨笠等新人，其中呼兰和卡姆甚至开启了个人巡回专场，思文受邀参加春晚，笑果也首次获得2020墨尔本喜剧节华人喜剧单元奖项。然而，这一切都随着池子在五月初揭露笑果与中信银行违法调取其个人账户交易明细的事件而发生了变化。当时，笑果仍在声明其行为“均处于法律及合同规定的范围内”，但中信银行已迅速道歉并撤换了相关行长。

李诞是笑果公司的核心成员之一,持有该公司5.04%的股份,并担任首席内容官。池子曾是该公司的早期创始人之一,但在过去一年中基本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只在三个段子里露面。然而,他最近与笑果公司之间爆发了一场纠纷:笑果公司指责池子在接私活,而池子则指控笑果公司拖欠他的演出报酬。目前,双方正在通过仲裁程序解决这一问题。

这件事揭示了笑果公司,或者任何一家内容创作公司所面临的共同挑战:人是这个生意中最核心的要素,但也成为了这个生意最大的瓶颈。由于这家公司的名字广为人知,因此受到了大量的关注,而这种关注不仅是因为人们对名人的八卦感兴趣,而且因为笑果公司代表了内容创作公司的发展方向。

一位曾投资于笑果文化的早期投资者表示:“原本我们认为会有许多像笑果这样的公司出现,但实际上并没有;我们曾经期望会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这也没有实现。”脱口秀本身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因此笑声文化成为了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行业。然而,由于笑果文化在市场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越来越大,它也被视为这个行业的天花板。这种情况下,如果笑果文化无法继续扩大其市场份额,那么整个行业的规模也将受到限制。

当主要艺人与公司产生矛盾时,这对一家内容公司来说是一种不利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公司需要尽力保持表面的和谐,以避免影响其品牌形象和声誉。

池子最后一次与笑果娱乐公司合作的表演,是在2019年8月底的《脱口秀大会》第二季总决赛录制中。他戴着一顶五颜六色的标志性帽子,像一个吉祥物一样为比赛带来欢乐的结尾。舞台上正在激烈地竞争,王建国、思文和卡姆进入了最后的一轮角逐,气氛非常紧张,每个人都希望坐在舞台旁边那个被称为“脱口秀大王”的位置上。然而,只有池子保持着一种与自己无关的纯粹态度。当需要他主持的“roast battle”(吐槽对决环节)时,他还搞错了流程,导致现场导演不得不要求暂停并重新录制一次。

在《脱口秀大会》录制现场,“我太难了。”原本坐在台下的李诞站起来叉着腰对池子大喊,“池子,我最喜欢你了,因为你真的太不在乎了!”

李诞在笑果娱乐公司中负责的事务非常广泛,从招募艺人、控制节目剧本、参与演出的包装到营销,甚至拉赞助。即使在涉及不到的领域,他的意见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例如,当脱口秀组合王勉和CY进行音乐专场时,李诞不仅去客串演出,而且还提出了修改建议,包括歌曲的风格和表现形式。虽然不仅仅是笑果娱乐公司在做音乐脱口秀,但几乎没有其他人尝试过让观众站着看表演,并且大部分段子都是以歌唱的形式出现,还需要配合很多脱口秀不太需要的灯光和舞美。

“我不知道(这种判断来自哪里,我只是知道这是对的。”,李诞说道。

小作坊式的内容公司难以长久发展。笑果的四位创始人都是电视节目出身，具有丰富的行业资源和制作能力。然而，他们在管理团队方面却表现不佳，被普遍认为是“剧组式”的领导。当创始人缺席时，他们对下属需求的反馈往往不及时，如果编剧编写的段子不好笑，可能会被直接告知“不行”。此外，即使是笑果的普通员工，也对公司的管理和领导风格感到失望。2019年下半年，整个笑果公关部集体离职，导致该部门不再存在。然而，这些员工并非普通的员工，而是更像是“兴趣小组”。例如，笑果总编剧程璐曾担任翻译员三年，这在脱口秀演员中是相当罕见的职业经历。实际上，将这样一群个性鲜明、具有独立判断能力的脱口秀演员转变为普通员工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对于任何内容公司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在新一代脱口秀演员中，卡姆和呼兰被李诞视为最出色的两位“新员工”，原因在于他们能出色地完成分配给他们的工作。而呼兰的另一个让李诞印象深刻之处在于，即使前一天晚上与李诞一起喝到凌晨四点，第二天早上九点，他仍能保持清醒并按时参加公司会议。这种职业化和自我驱动力被认为是脱口秀演员和笑果体系中的稀缺品质。没有人能将创意和表演完全量化。在判断稿件是否可以上演的核心环节——每周的读稿会上，笑果会按照S、A、B等级来划分稿件的质量，作为编剧的计薪评级标准，不合格者将被降级或淘汰。

“这个公司它不像个公司，很多都是很落后的工作习惯，底下的演员、编剧用一种大学兴趣班的态度在工作，老板不知道怎么管理，用一种管理节目组的方式在管理。所以很多问题就吵，就慢慢弄。”李诞清醒并且直言不讳，当然，批评之后又找补回来，“你说它一下变成了一个特别懂管理的公司也不现实，慢慢来，我觉得还行，这个节奏可以。”

以行动为导向，受机会驱动；几乎没有制度、规章、政策；行为前后不一致；问题无法得到及时解决而演变为危机，导致公司总是在处理一个又一个危机，这使它们变得十分脆弱。这些特点几乎能逐条套到笑果身上，也是大多数创业公司的通病。幸运的是，笑果活下来了，尽管它的诸多弊端和局限经常被脱口秀演员们编进各种段子里。

喜剧作为内容门类里的一个大类，从相声、小品、二人转，到更现代一些的微博段子，到脱口秀（单口喜剧，一切的核心，还是要能让观众发笑。但每个人都同意，《吐槽大会》越来越不好笑了。到了第四季，《吐槽大会》已经尽显疲态，豆瓣评分也从第一季的7.6分滑落到第四季的6.2分。对一家喜剧内容公司来说，最要命的就是“不好笑”。

游戏主播PDD作为主咖的《吐槽大会》是公认最新一季效果最出彩的一期，主要归功于草根出身的PDD没有包袱，放得开。其他时候，媒体围绕这档节目的讨论，更多的是“那些玩不起的大明星们”或者“吐槽大会最好笑的点在于，没有人敢真吐槽”。那么，怎样才“好笑”？

2016年，《吐槽大会》第一季首播时，以其独特的形式和创新的话题引起了许多观众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该节目的设置非常巧妙：吐槽明星既挑战了权威，保证了足够的幽默感，同时又符合可播内容的范围；在网络传播方面也有很好的效果。这个热门节目证明，在规定的范围内，仍然可以创造出非常好笑的内容，从而结束了行业内关于尺度问题是否会降低段子幽默度的讨论。

然而，四年后的今天，《吐槽大会》面临着新的挑战：尺度问题再次摆在了笑果娱乐面前。《吐槽大会》现在越来越被认为是一档“洗白明星”的节目，不再敢于真正进行批评和调侃。内容本身的幽默感正在受到影响，再加上观众对该节目形式的审美疲劳，使得该节目明显呈现出下滑的趋势。

尽管李诞也认为《吐槽大会》应该停止制作，但他同时也表示：“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如果不做的话，公司可能就会倒闭。我能怎么办呢？”他认同的是《宋飞正传》的做法，“宋飞是一个非常体面的角色，他受到了什么样的诱惑？给他几千万美元，让他再做一季或两季，他会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思考一会儿，觉得不好再做，就停下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你跟老叶说，再做一季（《吐槽大会》），不需要给他几千万美元，只需要几千万人民币，他可能会答应。但你不能用伟大来要求他，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继续做下去。”

当初叶烽带着以王自健为主咖，东方卫视主持人为嘉宾的《吐槽大会》样片，历经半年的销售过程才得以成交。《吐槽大会》至今仍是笑果的最大盈利来源，其广告冠名收入高达数亿元，远胜过一场场线下脱口秀的门票收入。由于笑果团队及其最大股东叶烽均具有电视节目制作背景，因此制作节目的流程对他们来说非常熟悉。相较于等待自身最具实力的节目逐渐失去活力，他们更倾向于打造新的爆款。虽然《脱口秀大会》已在业内获得认可，对于培养新人并积累内容来说具有双重意义，但它在更广泛的观众群体中仍未能扩大影响力，播出平台腾讯视频也没有将其视为顶级节目。尽管两季《脱口秀大会》尚未实现盈利平衡，但他们仍然决定尝试引进国外的优秀喜剧节目版权。

2018年，笑果与优酷合作，计划在推出《周六夜现场》的中文版。该节目由美国NBC制作，是许多脱口秀演员心目中的“神一般的存在”。为了创作版的《周六夜现场》，程璐和庞博担任主要编剧，每天熬夜撰写剧本，投入的精力甚至超过了《吐槽大会》。然而，由于期望过高、受到尺度限制以及形式不够接地气的制约，这档节目在播出后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最后悄然落幕。程璐回忆起《周六夜现场》时，充满了痛苦，这种痛苦主要源于无力和挫败感。他感慨道：“我付出了120%的努力，但最终呈现出来的成果只有10%。”

尽管引进了国外版本的《周六夜现场》，但其播出后的反响并不理想。

相较于豆瓣评分基本保持在8-9分的原版SNL，我国版本仅获得5.6分。原版以大胆的政治讽刺和大尺度的表现力著称，而我国版本则显然缺乏这样的土壤。“节目下线后再复播，满屏正能量和鸡汤，求生欲强到可以被称为《社会主义夜现场》”。一位观众在影评中这样写道，这形成了一个悖论：越进入主流，影响力越大，但同时也面临更多的审查障碍。例如，脱口秀演员池子欣赏并曾赢得脱口秀大赛冠军的周奇墨，他的一个经典段子让所有听众都印象深刻，但由于其幽默程度过高，显然不适合在电视节目中播出。如果要将其改编为一个可播出的版本，需要删除其中最具趣味性的部分。因此，要在保持欢笑的同时，又符合审查要求，这确实是一项挑战。然而，现实环境就是如此。对于喜剧公司笑果来说，开发新的IP节目并丰富产品线并非易事。至少在《吐槽大会》之后，许多内部人士和外部观察者认为，笑果正在遭遇“爆款瓶颈”。

2018年,李诞担任笑果的主要明星代表,负责向市场展示脱口秀演员也可以成为明星。他成功地完成了这个目标,一年中以嘉宾身份参加了14个综艺节目,其中包括《向往的生活》、《拜托了冰箱第四季》、《真相吧!花花万物》、《奇葩说第五季》等。李诞与笑果之间的名字深度绑定,随着他越来越受欢迎,笑果的产业想象力和估值也越高。据相关上市公司游族网络的公告显示,2017年笑果文化实现了1.81亿元的营收和1707万元的利润。同一年,笑果接受了华人文化和天图的投资,估值达到了12亿元。这种高达70倍的市盈率溢价,使得李诞所展现出的可能性变得尤为重要。

然而,人们一直在询问谁将是下一个李诞。对此,李诞感到有些厌倦,“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李诞,这个过程太快了,没有什么道理会如此之快。”李诞认为,笑果在发展初期只是勉强能够应对。但是,如果没有建立好行业人才的基底,笑果也很难长期发展下去。

难点在于,像培养练习生一样批量培养脱口秀演员并不现实。“笑果早期的投资者曾这样表示,“脱口秀需要你有足够的思辨能力和成熟的世界观、人生观;不仅要对世界有自己的想法,还需要具备艺人的特质,并能够展示出来;同时要符合各种政策监管的要求。这是一个小众群体。”

在招募人才方面,笑果已经占据了优势。

李诞在2015年、卡姆上大学二年级时，便想与其签约。若成功，卡姆或许会随李诞与池子一同走红。他承认当时自己并不敢，毕竟《吐槽大会》尚未问世。之后的几年，卡姆参加了各种喜剧节目进行“考察”。按照他的说法，“那些节目中全都是翻跟头的小品。”直到2018年，《吐槽大会》爆红一年后，卡姆主动联系笑果，带着女友和宠物狗，从北京出发前往南方，在上海定居。他说：“人家（卡姆本来就行，只不过在你这稍微快一点，舒服一点，少吃点亏，对吧？（笑果也就是能干这点。）”李诞认为，自己所做的只是筛选工作，不管是否有笑果，像卡姆这样的人都能成名。尽管从艺人知名度和流量来看，笑果还未培育出第二个李诞和池子。《脱口秀大会》第二季之后，卡姆和呼兰的微博粉丝数分别达到67万和28万，而李诞和池子的粉丝量为860万和474万。然而，与李诞和王建国需要逐步从幕后走向台前不同，呼兰和卡姆从一开始就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在过去的四年多时间里，笑果的脱口秀演员们不能摆脱编剧的身份独立存在。他们必须为参加《吐槽大会》、《周六夜现场》或其他明星节目撰写剧本。但是，自呼兰和卡姆成名以来，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呼兰从未打算成为编剧，因为“我的气息非常独特且个人化。你写出来的台词，嘉宾很难按照你的气息来演绎这些话，感觉会很奇怪。”

卡姆对其被称作“稿子型”不屑一顾，因为他从不给别人写段子，深知自己的幽默来源于独具特色的表演，而非仅仅依赖于文字表达。因此，他自豪地称其他人为“稿子型”，认为包括呼兰在内的段子都可以被他人借鉴，但无人能够模仿他的表演。这也是李诞和其他脱口秀演员们看重《脱口秀大会》的重要原因。尽管该节目仍在亏损，但它具有实战演练和发掘新人的双重意义，与米未的《奇葩大会》相似。

然而，相较于其他喜剧类节目，《脱口秀大会》的明星制造比例相对较低。在脱口秀领域中，能被人记住的名字仅有十几个。整个行业规模有限，而像米未和万合天宜这样的公司也只成功地捧红了少数几位艺人。在疫情期间，快手上、抖音上、B站上、微博上以及得到和喜马拉雅FM等平台上，脱口秀演员们的节目受到了广泛关注。

但要在一两年内崭露头角并受到观众的关注，参加《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无疑是最便捷的途径。近100位脱口秀演员纷纷选择这条道路。虽然笑果的主要节目仅有两档，但每年能够让观众记住的新面孔最多只有3-5个。然而，呼兰、卡姆、思文和庞博等人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逐渐得到了观众的认可，甚至在公共场合容易被人认出来。他们对观众的喜爱不仅局限于综艺节目，还延伸到了线下。只要出现印有他们名字的演出海报，就会有观众愿意购票观看。

李诞认为，优秀的脱口秀演员应该具备一项重要条件，那就是能够卖出票。由于疫情的影响，“李诞和他的朋友们”的全球巡演日本、加拿大、美国、新西兰站陆续推迟。

在《脱口秀大会》第二季中，常驻嘉宾于谦曾表示，要在电视上露面的德云社演员，必须在剧场里积累至少十年的经验。李诞对此深感羡慕，他与其他三位合伙人达成一致意见，认为笑果应该在线上节目稳定后，将重心转移到线下演出。他们认为，作为一个产业型公司，笑果需要打造更多消费场景来满足需求，因此，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构建一个线下的喜剧文化消费产品矩阵，核心是演出及其相关体验消费。贺晓曦则用典型的创投圈语言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笑果计划在2020年实现超过1000场在上海及Live House的驻场演出，全国千人巡演达到100多场，海外巡演也有二三十场。由于疫情的突然爆发，2、3月份的演出被迫延期，但无论是哪种规模的演出，笑果的门票都备受追捧。尽管线下仍然是锻炼的场所，但脱口秀演员仍然非常重视个人专场。卡姆在获得《脱口秀大会》第二季冠军后，进行了一轮千人巡演。首站在南京时，他在表演过程中紧张到忘了台词，只能抬头看手背上的小抄。观众并未在意这个失误，反而将其视为现场的一个幽默点。经过几场巡演的锻炼，卡姆的段子表演变得越来越流畅。在他参加《脱口秀大会》第二季之前的一年里，他几乎完全停止了创作段子，而是沉迷于游戏和滑板。现在，他已经进入了工作状态。

2019年底,李诞帮助呼兰制定了一个计划。呼兰打算花费两年的时间在100个城市进行脱口秀表演,不同于以往的短暂访问,他会停留在每个地方三四天,与当地居民交流并记录下来,制作成纪录片。李诞参与了前期的策划,协调了拍摄团队,并把这场巡回演出命名为“脚踏实地”。为了支持更多人成为中腰部人才,需要有足够数量的基础人员。《脱口秀大会》第二季直接推动了线下演出市场的增长,尤其是笑果在上海的发展。2019年下半年,每周在上海举行的脱口秀演出有20场左右,有盈利的线下俱乐部有8家,演员的单场报酬也从两三百元上涨到了四五百元。如果没有疫情,有人甚至预测2020年每个月在上海的脱口秀演出将达到百场以上。

大多数脱口秀界的顶尖演员都被笑果娱乐公司签约,在这个繁荣的环境下,“上海有实力举办商业演出,非签约的自由演员仅有十人之多。”一位脱口秀俱乐部的负责人在游说其他城市的演员来上海发展时特别强调了这个事实。随着演员数量的增加,选拔变得更加严格,如果想崭露头角,就必须学会在高压力环境下快速成长。卡姆亲身感受到了两季《脱口秀大会》之间的巨大变化,演员间的竞争激烈程度提高了五六倍。李诞多次批评小品,似乎对喜剧有着很高的审美标准,那么大众会让他们的喜剧更加精彩还是会走向重复的衰落呢?

思文虽然没有成功登上今年的央视春晚,但是得到了官方邀请,这也表明脱口秀、小品和相声正在努力向主流靠拢,成为一个适合所有人、充满欢乐的产品。李诞表示,笑果正在探索一条全国都没有走过的路。

在这条路上,脱口秀演员军团能否确保自己一直保持幽默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