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百家姓中的阮姓。浅谈《梅林阮氏宗谱》的四次修订与印刷。《梅林阮氏宗谱》是我国一套完整的递修家谱。从清咸丰四年（1854）到民国十七年（1928），历经74年，共进行了四次修订与印刷，这一记录打破了家谱三十年一修的传统，值得关注。

梅林阮氏在乾隆年间曾进行过三次修订，但这些修订版并未公开印刷。

咸丰甲寅年（1854），由第二十世孙阮人正、阮腾彪负责修订，共分为四卷四册，每卷都以“智仁圣义中和”六个字作为编号。这套修订版由各房董事收藏，同时还有一部总谱由族长轮流保管，编号为“文行忠信”，并由自费印刷的人收藏，总共印刷了十一部。卷首有序数篇，详细阐述了修订版的缘起、家族渊源等内容。

光绪十四年（1888），阮腾彪等人对修订版进行了第二次修订，仍然保持了四卷四册的编排方式，卷次内容也进行了微调。此次修订版共印刷了七部，依旧采用“智仁圣义中和”的编号方式。

在阮氏家谱中，有一部总谱被宗长珍藏。

民国八年（1919）修订版的家谱，由阮永昂、阮禹盛等人续编，仍保持四卷四册的格式，尽管卷次没有调整，但世系却自然得以延续。这部家谱共印刷了七份，编号和收藏者都与光绪版本相同。

民国十七年（1928）修订版的家谱，阮永昂、阮禹盛等人再次续编，这次改为四卷四册，卷次有所调整，世系也有所延续。这部家谱共印刷了九份，采用天干编号，其中癸部为草稿。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家谱与上次修订的时间间隔不到十年，可以说是重新印刷。阮禹盛在《重修宗谱序》中写道：“我家谱牒自民国八年己未岁续修以来，十年后再修并非时机。然而，由于各个房子的姓氏不断催促，我们决定邀请宗长和六房董事等人共同商讨并决定续修家谱。经过大家的一致同意，我们决定在中堂向祖先请示，选择正月十五日开始采访，直到秋天结束。”

梅林阮氏宗祠名为“馀庆堂”，始建于乾隆六年（1741年），位于匡堰镇高家村的后张埭，近年来已拆除。家谱卷四中的《馀庆堂记》提到：“我们的始祖仲岗公和他的弟弟们都曾担任官员，他们的品行端正，受到人们的尊敬。宋朝皇帝御笔亲书的‘馀庆堂’牌匾就是对他们家族的褒奖，这一点在家谱中也得到了准确的记录。”

卷首有道光二十九年二十世孙阮腾凤的《东宅房小序》：“根据家谱的世系记载，陈留派的世系从镜到良共有三十三世，而於潜派的世系从良到宋教授仲岗共有二十八世。南宋时期，许多士人都跟随宋高宗南渡，我们的祖先绍二公曾任光禄寺少卿，娶谢氏为妻，育有三子孟岗、仲岗和季岗。”

陈留迁徙至潜。孟氏居于潜天目山下，仲氏与季氏则居住在会稽郡，后来季氏选择在慈水伏山之阳定居，仲氏则在家乡余姚的梅川乡居住。我族源于陈留，是飞於潜派的一支。根据族谱，仲岗等人为於潜人，这一说法并不准确……珍一公迁移至上林石人村，成为东宅的祖先。国正、长春两位公之后，则是西宅一支：廷二公的长子仁庵公居于西漕，成为西漕的祖先；次子谨庵公后来移居梅林市西，成为前塘河一支。前塘河支派的十四公，是谨庵公的曾孙，秉一公的叔叔，他迁移到河东村，并分化为河东岸一支。秉一公的第三个儿子虎三公又分成了后塘河一支，廷三公的后代很少，没有分支，因此在族谱中出现了三房四支的差异。如今距离珍一公迁来的时间已经有七八代了。

关于阮氏迁姚始祖，族谱记载其为南宋初期的人物，但是关于何时迁移到梅川仍然不太明确。同时，《分房支小考》中提到：“始祖仲岗公之下约有五代皆莫可考。”而在《修谱传疑》中写道：“现在整理族谱时，对于世系不清的上代远祖，我们只能进行推测，这也属于勉强为之。”实际上，在修谱过程中，对于一些无法确定年代的远祖，他们也是采用类似的方法进行补充。虽然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影响家谱的可信度，但他们仍然如实记录下来，相比之下，有些家谱胡乱编写、自相矛盾且难以解释清楚的情况要好得多。

其第六世阮圻生三子，分别是：长子阮滔、次子阮洋、三子阮洲。

廷一为大房，廷二为二房，廷三为三房。所谓四支，实为西宅分支，即西漕、前塘河、后塘河、河东岸。

此谱保存了宗族相关的礼仪、禁忌及物器、财产等资料，现抄录其中冬至仪节——这在宗祠仪节中算是较为简单的一种，但也使人想起“繁文缛节”一词了。仪注如下：

“司磬者出磬三下。司鼓者擂鼓三通。司仪者驱逐闲人。升炮。起乐。参神（首宗长、次房长、次绅士、次贮长管长、次捐分子姓）。鞠躬拜兴四平身。盥洗（宗长）。诣香案前。跪。上香。酹酒。献帛。俯伏兴平身。诣神案前。跪。上香。初献爵。进箸。进肴。分斟酒。亚献爵。进桃。进汤。分斟酒。三献爵。进禽。进饭。分斟酒。俯伏兴平身。复诣香案前。跪。俯伏。止乐。读祝。起乐。起。鞠躬拜兴二平身。过位。房长、支长谒祖。绅士、贮长、管长谒祖。捐分子姓谒祖。焚祝帛。礼毕。发炮。族人齐揖，宗长乃退。（祭品、祝文另详祭簿）”。

修谱署名也有讲究。例如，民国十七年重修的家谱分为参议和辅议两部分。参议下设有宗长二人，总房长一人；辅议部分则包括房长一人，总理一人，总摄一人，总董二人，总管一人，董事六人，协办一人，校对一人，总采一人，采访七人。后人看到这份名单时，可能会感到困惑，不清楚这部家谱究竟出自谁的手笔。然而，从序言中可以推测，应该是协作者共同完成的。

在民间修谱的过程中，执笔者往往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被一众行政长官束缚，使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甚至有时甚至连自己的面容都变得模糊不清，衣衫褴褛，不禁令人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