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秃然发生》这部纪录片，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洞察力，揭示了我国脱发人群的心声。该片从发友们的日常生活出发，展示了他们在面对脱发问题的无奈与挣扎。这部纪录片不仅仅是一次对脱发的深度剖析，更是对现代社会中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审美观、价值观的反思。

今年4月，《秃然发生》悄然走红。影片以主人公的不动声色为主线，展示了他如何请教专家、了解行业内幕，又如何卧底植发机构，并与各色脱发者交流困惑和心得。导演何润锋走访了全国各地的发友们，采访期间，多数发友选择模糊出镜。

在2021年的卫健委报告中显示，我国目前有2.5亿人受到脱发困扰，其中男性约1.6亿。片中形形色色的男性发友，正是这群人的缩影。他们第一次“向大众展示自己最软弱的地方”。有人在妻儿面前从未脱下过假发，有人责怪父母，遗传“脱发基因”，有人为了追讨1000个毛囊，甚至与植发医院打起了官司。

这是一部充满黑色幽默的纪录片，全片萦绕着女声的旁白，颇具种男性被凝视的调侃意味。我们采访了亲历者何润锋，“男性脱发背后的性别意识，很值得被讨论。”

纪录片的诞生，要从我的故事说起。在2017年，我去日本拍一个关于福岛核电站核泄漏的调查，摄影师跟在我后头，有一个机位一直对着我后脑勺。我发现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发量稀疏。

从那时起,身边的人、同事和同行摄影师时不时会提醒我:“小心一点,你要脱发。”我越来越关注这个问题,并注意到我的发量正在减少。转行成为一名节目主持人后,采访现场变得更加庄重,图为采访诺兰和比尔盖茨。随后我转行成为一名节目主持人,采访现场变成了一间有仪式感的演播室,我的形象是西装革履的,身旁还有一个化妆师,因此又增加了一个提醒我注意头发的人,“留意一下你的头发。”对于头发的执着,除了考虑面子的因素外,也可能与中年危机有关。过去几年,我尝试过一些应对措施,例如使用防脱发洗发水和看医生。无论出差还是旅行,我的行李箱里总是带着发粉、梳子和发胶......

2021年初,我与导演组偶然提到想要植发。当时,我们讨论了许多关于脱发的感受,我描述的每一个细节,他们都感到非常惊讶。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认知上的差距。《秃然发生》,真实揭示1.6亿男性的痛苦。因此,我们决定制作一部关于植发的纪录片。

01 隐藏的发友:有些人责怪父母,有些人想

发友袁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从19岁开始就开始避免在公共场合摘掉帽子。当他在采访中一直背着镜头时,我印象深刻。袁先生来自河南,他从小就受到脱发的困扰。由于担心别人嘲笑他的脱发问题,他从未在公共场合摘下帽子。甚至有一天,他在大雨中丢失了帽子,只能披着雨衣回到家中。他不敢告诉领导自己没有帽子,只能撒谎称需要回家寻找帽子。

朋友到他家做客，朋友出门了，他一个人在家，门还虚掩着，他终于可以摘下帽子了。没想到门忽然开了，他吓得把被子裹在身上。回头才发现，只是一阵风把门吹开了，他就躲在被子里一直哭。这个细节狠狠地刺痛了我。最后促使他改变的是，家里一位长辈的去世。在葬礼上，他发现自己戴着的帽子成为一个阻碍，只能把帽子反着戴才能披麻戴孝。他下定决心找朋友东拼西凑借钱做了植发，头发长出来不少，可面对我时他还是戴着帽子。采访前，他再三跟我们确认，是否会保护他的隐私。他用一句话承认了他所有隐忍的痛苦：“我向大众展示了我最软弱的地方。”发友大多只愿意模糊出镜。发友们其实都藏得很深，他们只愿意和同病相怜的人倾诉。纪录片的同事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潜伏在各个论坛、贴吧里，通过各种蛛丝马迹去留言和联系发友。我去跟发友见面前，没有做任何了解，防止会有预设。有一位武汉的大学生，他给女孩告白。因为脱发，女孩血淋淋地拒绝了他：“你自己心里有数。”可他给自己填了个词，“你自己心里有点X数”，他打心底里先把脱发的自己否定了。有一个发友，一度跟自己的父母处于一种崩溃的状态，他说脱发都是因为基因不好，甚至对自己的基因很羞耻。有的人甚至想要去。这是让我很震惊的。发友罗林川，在妻子面前，24小时都是完美形象。

罗林川老师，脱发已有二十二年。在妻子面前，他始终保持完美的形象，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他从未摘下过自己的假发。在与他人交流时，他很少使用“假发”这个词语，而是选择“发片”。羞耻感、自卑、焦虑、心虚等情绪在脱发者群体中较为常见。然而，也有一些人似乎已经克服了这些负面情绪。

例如，发友李闪光。他是一个非常开朗且坦然的人，他是B站的一位UP主，他公开地分享了自己的脱发经历，甚至展示了戴假发和不戴假发的前后对比。当他戴上假发时，网友们留下的评论无一不是赞美之词。虽然他看起来十分乐观，但我与他交谈后，对他的这种坦然产生了一些疑问。我认为，这种坦然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些隐患。如果他需要通过与粉丝互动来获得持续的认同感和信心，那么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变化或消失，他该如何应对呢？

另外一位名叫朱志彬的发友，据称他可能是我国第一个为数毛囊的人。当初，医院承诺给他种植3500根毛囊，但在手术完成后，他认为效果并不理想。于是，他发明了一种名为“井字数毛囊法”的方法，并发现医院实际上只种植了2000多根毛囊，随后他将医院告上了法庭。像《秋菊打官司》和《我不是潘金莲》中的主人公一样，朱志彬多年来一直奔波于法院、监管部门和第三方检测机构之间，尽管经历了多次失败，但他依然坚持不懈，将毛囊视为自己的信念。虽然我们可能会觉得他的故事有些极端，但实际上，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公民，在追求毛囊的过程中，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这使得他对毛囊产生了强烈的执着。

当我与他们聊天时，我感受到我们都是命运共同体。所有挣扎与纠结的背后，都是一种成因复杂的“不自信”。

关于植发机构的水究竟有多深？一位发友正在接受植发手术前的咨询。2021年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有超过2.5亿人受到脱发问题的困扰。因此，围绕着“脱发”的行业应运而生。在我深入了解发友的过程中，我也对这个产业进行了考察。

例如，河南许昌的假发村。我曾一度想象这个村子会是怎样的景象。当我进入村子，沿着街道一路询问，最终发现了一个正在加工假发的作坊。只见几位大妈和老奶奶们，手持传统工具，梳理着各种假发。我惊讶地发现，那些标价数万元的假发，竟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

在这个充满假发的屋子里，我感受到了背后所承载的一种庞大的社会情绪。“植发”已经成为许多人视为解决脱发问题的最后希望。除此之外，假发也是众多人用来遮盖脱发问题的选择。为了深入了解植发行业，我采访了著名植发“好头发网”的创始人徐峰老师。他是一位在脱发圈具有丰富经验和深厚造诣的人物，也是我步入植发行业的引路人。

徐峰老师向我展示了治疗脱发成功的患者案例图片，并分享了植发行业的诸多内幕：“如今植发的盛行，实际上是社会和机构制造焦虑的结果。许多并不需要植发的人却选择去植发，这已经背离了医疗的本质。”

一位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了有关植发的一些风险提示：毛囊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提取过程中可能会损害部分毛囊；即使将提取出的毛囊种植到头部，仍存在一定的风险。

第三，植发后，你可能变成"小龙人"。我在公立医院的植发门诊遇到了谢祥医生。植发实际上属于医美领域，目前市场上主要有两类：公立医院和民营机构。它们的运营驱动和沟通方式有很大差异。例如，我们采访的北医三院就是一家较为知名的公立医院，其就诊流程与就医诊断类似。我之前接触到的谢祥医生一年前也进行了植发手术，非常严谨。他告诉我，虽然成功种植了头发，但仍需长期用来保持，否则头发还是会脱落。公立医院并不会急于劝说患者进行手术，也不会给出确保成功的百分比承诺。但是，第一次就诊就能见到主治医生，他会一直陪伴您直至手术当天，并且这位医生也会是亲自操刀的。相比之下，民营植发机构的运营则以商业逻辑为主。它们会与患者签约并作出一些承诺，如保证有95%以上的毛囊存活率，甚至还有优惠折扣。在进行咨询服务时，患者首先会见到接待护士和咨询师，他们会上阵使用各种仪器分析患者的毛囊萎缩程度，确定需要种植的头发数量，并据此估算费用。而主诊医生通常会在手术当天才露面，咨询师可能不会出现在手术台上。民营医院的咨询师还会自信满满地告诉您：“植完发，再加上做个眉毛，您就会年轻五岁！”在民营机构中，患者更像是一个消费者，前后需要进行的检查和养护等程序会更加繁琐。

关于哪种方法更好,人们的看法各有不同。在影片中,我比较了多家诊所,但得出的结论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因为每个人的需求和偏好都不同。植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需要谨慎对待。

03 3天“卧底”植发速成班

要完成一台植发手术,通常需要4到6个人的小团队。因此,你的手术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为你主刀的医生,还取决于整个团队的的专业程度。

我真的很好奇,如果我进行植发手术,我将面临什么样的风险?是否会像许多新闻报道中那样,手术工作人员不够专业?这是否是一种普遍现象?这些不专业的人员将前往何处?

我们计划参加一家植发班并进行卧底调查。这是一家学费为3800元,为期3天的植发速成班,承诺零基础包教包会。在我心中,这个班可能会像传销组织一样,要求缴纳所有手机并集中,环境非常糟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我们在原本计划使用隐形摄像头拍摄,但在如今人人都是摄影师的时代,每个学生在课堂上都会拍照录像,所以我们改用手机记录全程。第一天,讲师在一个早上就向学生传授了大量的植发知识,使我的笔记变得密密麻麻。

下午就开始给我们推销，告诉我们，参加这次班的学员，可以以非常优惠的价格在我们机构进行医美，如果能拉来2、3个人，还会有回扣。我才明白，这其实是班的真正目的，不仅是要开拓客源，并且要开拓下沉市场。用萝卜片练手，第二天，我们就开始上手了。讲师给每人发了两片萝卜练手，用来模拟植发。顺带给我们普及了提取毛囊的仪器，完了还给我们推销这些仪器。我们还有一个在手术室里，观摩植发手术的机会，在一个不保证彻底无菌的环境下，躺着一个打了麻的志愿者。当医生老师在取毛囊的时候，忽然一个女学生伸手想去看一看机器，把医生老师都吓了一跳。还有一个学员，几次地在那里抠鼻子。整个医疗环境，到处都是不规范。看到每取一个毛囊，头皮的部分就在渗血，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这靠谱吗？甚至要我们在志愿者头上动刀！每个人需要亲自动手取2个毛囊，一共有19个学员，一共要取38个毛囊。学员一个一个地上去取毛囊，直到医生点了何润锋的名字，他只能硬上。当时学员都一哄而上，但是我很纠结、抗拒这件事，直接给人提取毛囊，给人种头发，我没有这个资格去帮人做。直到医生点了我的名字，我只能硬上。我取了钻头，努力了将近3分钟，哆哆嗦嗦地，终于取了1个毛囊。这是我跟植发行业最近的一天，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魔幻。04如何和秃发和解：正视自己的在意片中的女声旁白这个纪录片有一个独特的设计。

影片中有两个视角，一是我的视角，二是导演组的女性视角。《秃然发生》的女声旁白，主语始终是第二人称“你”。她以女性的口吻，审视着男性脱发者，表示“我同情你们，可怜你们，你们是猥琐的代名词..."女性长期被视为被凝视的对象，因此外貌和身材的焦虑经常出现在她们身上。然而，同样地，当面临外貌焦虑时，男性也成为被凝视的对象。许多影视文学作品中，人们往往将“猥琐男”塑造成脱发的形象。这种社会认知逐渐在人们的心理中固定下来，形成了一种审美标准。

发友张建宏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位来自山西农村的小伙子在28岁时，全网征婚却经历了30多次相亲无果。他的征婚视频因脱发而被许多人嘲笑。张建宏可能并没有那么强烈的认知，认为自己的头发影响了找对象。后来，他得到了一家植发机构的免费赞助，成功植发并找到了心仪的对象。然而，这段恋情并未持续太久，因为他的女朋友因为他啤酒肚、身高等外在问题而选择离开。

张建宏可能是众多脱发者中最无助的一个，他一直在被审美标准和社会舆论推动前进。我们采访认识的朱玮则选择了光头造型，他认为这是一种帅气、酷炫的形象。他曾对我说：“既然你已经如此成功，为何还要过于在意自己的头发呢？” 上海光头协会的成员们对此都非常坦然。

尽管我们的故事各不相同，但都存在着自我认知与社会观念之间的冲突。

那天视频上线，网友的观点引发热议：“有趣的灵魂才是最重要的。”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外表的尊严是他们的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解决这个问题之后，他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自己的自卑感，从而让生活变得更加充满可能。脱发的人并不少见，但他们似乎成为了社会中的少数群体，被边缘化。归根结底，问题在于你是否能接受一个秃头的自己。你需要欺骗自己地说出“我不在意”，但实际上这很难做到。就像我，尽管愿意参与这个节目，但在拍摄过程中还是会担心我的头发在镜头中显得过于稀疏。也许，当我勇敢地将这种担忧表达出来时，我才能够更加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