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姓解读

茅氏家族拥有19名堂兄弟姐妹。在《百家姓》的宋版排序中，茅姓位列第一百十九位，截至2009年1月，我国茅姓人口约为40万。

茅姓起源

茅家共有19个堂兄弟姐妹，分为三房，即大房8人、二房7人和三房4人。在这19人中，有三人被划为右派，这一比例远超其他家族。这与茅家的自由思想息息相关。

关于大房的介绍：茅以南在50年代初便离世。他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主要从事铁路和公路工作。他的妻子朱少云，生有8个子女：茅于恭、茅于文（丈夫张大奇）、茅于榕、茅于一、茅于宽、茅于泰（女）、茅于弘（女）和茅于敏。

至于张大奇，他是一位高级工程师，出生于山东黄县（今龙口）。他在1935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学院电力系。他曾担任过重庆上川实业公司机器厂经理。1945年，他赴美国留学，并获得密歇根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学位。1949年，他返回，曾任职于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四设计分局副局长、总工程师，第八设计院总工程师、副院长、院长等职务，并担任机械工业部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所长，同时也是电机工程学会和机械工程学会的会员。在四十年代，他成功研发了纯铁提炼和轧制的新技术。在新成立后，他参与了多项重大工程项目。

《机械工程手册》的编辑工作中,我对电机、电器、电材、变压器等主要工厂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二房茅以升(1896年1月9日-1989年11月12日),字唐臣,江苏镇江人。他是科学院学部委员、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和工程教育家。在上世纪30年代,他主持设计并组织修建了钱塘江公路铁路两用大桥,成为铁路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还主持了我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30余年,并积极倡导土力学学科在工程中的应用,成为这一领域的开拓者。

在工程教育方面,茅以升始创启发式教育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致力于教育改革,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科学技术人才。他长期担任学会领导工作,是我国工程学术团体的一位创始人。1916年他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毕业后,被清华学堂官费保送赴美留学。1917年,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土木专业硕士学位,并荣获康奈尔大学优秀研究生“斐蒂士”金质研究奖章。由于他的优异成绩,康奈尔大学开始接受唐山交通大学的毕业生面试,这为大学特别是母校赢得了荣誉。1921年,他又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了工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桥梁桁架的次应力》的科学见解被称为“茅氏定律”,1982年他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1921年,茅以升应恩师罗忠忱教授之邀,回国到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唐山学校任教授、副校长。

主任兼总务主任。此后，曾任东南大学（现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工科主任、河海工科大学校长、交通大学唐山大学校长、北洋工学院（今天津大学）院长、杭州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院长、国民党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新成立后，曾任交通大学、北方交通大学（由国立唐山工学院、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和华北交通学院合并而成）校长，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土木工程学会第三届理事长，九三学社第五至七届际桥梁及结构工程协会高级会员，国际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协会会员。他还参与了新第一座现代化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上世纪30年代，正在建设中的浙赣铁路需要与沪杭铁路相连接，因此在钱塘江上架设一座大桥变得必要。

1934年，时任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的茅以升被任命为主持我国自行建设的首座钢铁大桥工程。在此之前，我国的大川大河上虽然已经有一些大桥，但都是由外国人建造的：济南黄河大桥是由德国人建造的，蚌埠淮河大桥是由美国人建造的，哈尔滨松花江大桥则是由俄国人建造的……茅以升肩负着一项史无前例的重任，他要用自己的智慧来证明人有能力建造现代化的大桥。钱塘江又称钱江，位于入海口，水流湍急，波涛汹涌，风浪翻滚，因此在这片水域上架设大桥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

钱江潮的汹涌澎湃以及随水流变迁不定的泥沙构成了建造桥梁的两个主要挑战。在建造过程中，茅以升克服了许多困难，曾采用“射水法”、“沉箱法”、“浮远法”等技术手段，成功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确保了大桥项目的顺利进行。

然而，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进入了战争状态。尽管钱塘江大桥尚未完工，但已经饱受战火洗礼。当上海的抗战形势日益紧张时，南京工兵学校的一位教官于同年11月16日下午找到了茅以升，向他展示了一份南京的绝密文件，并简要介绍了文件的内容。

在当前极为严峻的形势下，有人曾说：“如果杭州不保，钱塘江大桥就等于是给日本人造的了！”南京下达了一份文件，要求炸毁钱江大桥，这是出于无奈的选择。这座历经两年半建设而成的大桥，刚通车不久，如今却要亲手摧毁它，实在令人痛心，工程师茅以升正经历着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经过与工程技术人员的充分商讨和慎重考虑，最终确定了炸桥方案。

当晚，所有设备都被安置在南岸第二个桥墩内以及五孔钢梁的杆件上。100多根引线从各个引爆点连接至南岸一所房子，只需一声令下，就能将大桥的五孔一墩全部摧毁。11月17日凌晨，茅以升接到了浙江省的命令，由于大量难民涌入杭州，渡船根本不够用，钱塘江大桥的公路部分必须在当天全面通车。实际上，大桥的公路路面已在一个月前竣工，但由于担心敌机轰炸，一直未对外开放。然而，就在16日，一只渡江船意外沉没，导致等待过江的人太多，加上战事紧张，形势严峻，省不得不决定开放大桥。当天，大桥全面通车。得知这一消息的人们，纷纷从杭州、宁波等地赶来，成千上万的人群聚集在六和塔下的钱塘江边，甚至还有人从远处赶来。

上都站满了人。

第一辆汽车从大桥上驶过时，两岸数十万群众掌声雷动，场面十分感人。然而，有谁能知道，这座由人自行设计、施工与建造的大桥，在落成之际，竟已面临被炸毁的命运！12月22日，日军进攻武康，窥伺富阳，杭州危在旦夕。钱江大桥成为南渡行人的唯一通道，据当时的铁路局估计，22日当天有300多台机车和超过2000节客货车通过大桥。次日，即1937年12月23日下午1点多钟，茅以升终于接到命令：炸桥。

下午3点，炸桥的准备工作全面就绪。他站在桥头，看着桥上黑压压涌过来的难民，心中涌起对日寇无比的愤怒。傍晚5时，日军的骑兵扬起的尘烟已然隐隐可见，茅以升下令关闭大桥，禁止通行，实施爆破！随着一声巨响，这条长达1453米的卧江长龙被从六处截断。这座经历了925天、昼夜不停的紧张施工，耗资160万美元的现代化大桥，仅存在了89天。大桥炸毁的那一天晚上，茅以升在书桌前写下八个字：“抗战必胜，此桥必复”；并赋诗一首，“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大桥炸毁后，桥工处全体撤退。

茅以升带着在钱塘江大桥建设过程中的所有图表、文卷、相片等14箱重要资料一起撤退。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茅以升一家在躲避战乱的路途中舍弃了许多家什，却将这些珍贵的资料尽数保存下来，解放后移交给上海铁路局和浙江省档案馆，成为国家重点档案中的珍品，并为探明杭州市水文情况及建设钱江二桥节省了大量资金。抗战胜利后，茅又受命组织修复大桥，1948年3月全部修复工程结束，钱塘江大桥重新飞跨在钱塘江的波涛之上。至此，茅主持的钱江大桥工程，前后历时14年，经历了建桥、炸桥、修桥三个时期，这在古今中外的建桥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编号为18550的小行星是我国位于河北省兴隆县的观测基地于1997年1月9日发现的，这一天的正巧是茅以升先生的诞辰日。为了纪念他的杰出贡献，我国的天文台向国际小行星中心申请将其永久命名为“茅以升星”。此外，美国著名的卡内基梅隆大学也树立了他的铜像。

妻子戴传蕙（1895-1967），出生于扬州的一个书香世家。戴传蕙的三婶是茅以升的姨妈，正是通过姨妈的撮合，两人结下了姻缘。1912年，在父母的安排下，他们喜结连理。

他们共有四个女儿和两个儿子：

长子茅于越（1913-），自1949年后长期居住在国外，直至1972年，茅于越夫妇带着女儿踏上了回国之旅。

次子茅于润

长女茅于美（1-）

（1920—1998），我国著名的比较文学家。早年，他在浙江大学学习，后来师从吴宓。1947年，他赴美留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并于1949年返回国内，先后在出版总署编译局、人民出版社和社会科学院工作，后长期在人大语言文学系担任教授。

茅于燕（1926年出生于北京），195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哲学心理系。之后，她在1951年至1960年间在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担任研究实习员，1960年至1979年间担任助理研究员，1979年至1986年间担任副研究员，1981年还曾是美国康奈尔大学人类发展和家庭研究系的访问学者。自1986年起，她一直在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茅于冬是另一位人物，而权桂云则是茅于燕的丈夫，他们两人于1946年在上海相识，后来戴子和与权桂云结婚。权桂云出生于苏州，家境贫寒，她从不向茅以升提出过分的要求。她为茅以升生下一个女儿，名叫茅玉麟。随着新的成立，茅以升原本以为这个秘密可以永远隐瞒下去，但1950年开始的“忠诚老实”运动使得人们必须如实交代自己的政治思想和个人信息。这给茅以升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使他非常痛苦，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向组织坦白。这一事实对权桂云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从此她变得心事重重。而茅以燕对此也有所影响。

有一种深深的愧疚。戴先生去世前，没有见到在瑞士工作的长子茅于越。直到1972年，海外留学人员才被允许回国探亲。1987年，92岁的茅以升因发高烧住院。在此期间，除了小女茅玉麟守护床前，茅于越兄妹们无人前来探望。1989年底，茅以升去世前，最盼望的，就是得到儿子的原谅，因此他每日都在等待儿子的来信。然而，左等右等等不到，眼看快要合眼了。这时，亲戚朋友们为了安慰茅以升，让他安心离世，便假冒了一封信交给他。捏着这封盼望已久的信，一代桥梁专家就这样走完了人生的旅途。

关于茅玉麟的信息：

茅玉麟（1949年7月出生 - ）于1991年5月加入九三学社，1965年10月参加工作。她拥有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研究生文化程度。现任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同时担任科技馆副研究馆员。在此之前，她在1966年至1980年期间在北京东风无线电厂担任技术员。自1980年以来，她一直在科技馆任职，曾担任馆员、副研究馆员、处长，以及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在这段时间里，她于1990年毕业于北京人文函授大学，并在2000年至2003年间在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学习，成功获得研究生学历。

关于茅以纯的信息：

茅以纯（1905年出生 - 1941年去世），毕业于金陵女大，擅长弹奏钢琴。因伤寒而去世。他的丈夫是戴般若，两人共同养育了两子。

关于戴般若的信息：

戴般若（1902年出生 - 1969年去世），原名郇，后来改名为戴于蓝。

般若，字磐庐，别号君实，人称戴大。祖籍丹徒（今镇江），后迁江都（今扬州）。自幼入家塾，10岁能作简短诗文。1925年，23岁的戴般若毕业于北京大学，初任中学国文教师、北洋交通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曾主编《北京评论》。1927年夏，经蔡元培介绍，至南京国民任浙江省验契委员。1928年，经考试录取，任总务司交际科科员。次年，改任欧美司二科科员。他是冶春后社的重要成员，家学渊源深厚，能诗擅文，少年时有神童之称，中年被称为才子，晚年被誉为狂士。

三房茅以新（1902年6月29日－1990年12月26日）长期从事铁道机车车辆的运用、维修、制造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办了柳江机器厂，支援湘桂铁路运输。抗日胜利后，他组织并主持善后救济总署援华物资器材的接收和选用。他还主持推行车辆车钩标准化，解决了列车车辆混编的难题。新成立后，他主持机车车辆技术工作，在制定铁道技术政策、推动铁道科技发展和提高装备水平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茅以新中学时代从南京赴上海，进入南洋中学学习，毕业后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19年，他暂时转学到唐山交通大学，一年后返回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被派往美国留学，成为普渡大学早期的留学生之一。两年后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前往加拿大工作。

以下是校对后的内容：

在工厂实习后，他前往欧洲学习并在学成后回国服务。他曾担任国立中央大学机械系教授（1928-1929）。

他的妻子陈景湘（1902.12-1992）育有三子一女：长子茅于轼（1929.1.14-），他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后，主要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后来，他转向微观经济学研究，曾在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担任副研究员。从社科院退休后，他参与了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和理事长，现为该所常务理事，他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他的妻子赵燕玲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开设织造厂生产绸缎的商人。

次子茅于杭（1931-）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并在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担任教授，他还是盲人计算机的发明者。

三女茅于兰（1933-）山东大学毕业后，曾在《光明日报》、《北京晚报》、《北京日报》担任记者，后来又被调往北京师范学院分院（即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担任副教授。

小儿子茅于海（1935-）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教授，后来离职去美国从商。